【中國環保在線 市場行情】通過經濟杠桿以“四兩撥千斤”之巧力撬動節能減排大局，成為霧霾治理的重要選擇手段之一。然而，僅靠經濟手段，不可能根治霧霾，尤其是不能單靠“稅治”，價稅手段處于未成熟階段，仍需摸著石頭過河。　　我國清潔能源比重太低，煤炭占比太高，給定同樣的當量，煤炭產生的空氣污染為清潔能源的10倍；我國國民清潔出行比重太低，而污染出行的比重太高，我國城市當中地鐵出行的比例僅為7%，遠低于發達國家70%的比例；建筑業等產生的非燃煤PM2.5釋放遠高于發達國家水平。以上是日前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經濟學家馬駿分析導致霧霾的三大重要因素。
　　
　　用價稅手段治理霧霾，成為不少業內人士共同的呼聲。專家認為，價稅機制有利于資源配置，可以相對公平地分擔霧霾治理成本和將稅收合理分配使用，其管理還具有相對的低成本和便利性。這也跟霧霾產生的經濟學原因有關，馬駿表示，霧霾產生的經濟學原因有三：一是政府對市場的扭曲，主要是工業用地價格過低和服務業稅負過高；二是市場的失靈；三是消費者和投資者對企業消費缺乏社會責任感。
　　
　　通過經濟杠桿的運用，以期“四兩撥千斤”之巧力來撬動節能減排大局，或是根治霧霾的重要選擇手段之一，然而，需要早早明確的一個基本前提是，用價稅手段治霾千萬別誤傷公眾。
　　
　　作為“供養”政府和企業的公眾，已經在過去的城鎮化、工業化過程中付出很多、犧牲很多，已經被“四面霾伏”傷得很深，而企業卻在生態破壞和資源消耗歷程中獲益豐厚。一談生態治理和環境保護，就不分青紅皂白向百姓要錢，豈非是“懲罰”全體公眾支持、參與環保的積極性，全社會的環保和生態建設如何后繼有力？在下一步修復生態、節能減排的過程中，能力更強、責任更大的政府和企業，不僅要為生態治理承擔更多的義務、消化更多的成本，還要更多地“反哺”生態、“反哺”公眾，才符合社會運作的基本倫理。
　　
　　故此，也有人提出質疑聲，表示一些專家聲稱的“開征環境稅以解決霧霾”的設計設想，根本不靠譜。霧霾的原因既然是不當經濟發展模式或經濟結構欠科學的原因，奠出什么“環境稅”意圖治理霧霾，也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要解決霧霾現象，首先需要的是“對癥下藥”，在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上調整產業結構是當務之急。像一些地方政府近年來開始采取的“治霾舉措”，如“壓煤、減排、遷企、降塵”等具體舉措，就是一種有效的治理霧霾方式，也是實踐證明可行的和科學的，也是完全優于“征收環境稅”方式的。
　　
　　專家表示，僅靠經濟手段，不可能根治霧霾，尤其是不能單靠“稅治”。“稅治”看上去符合多排多交稅的市場經濟規律，但實際上存在實用工具主義的傾向。比如私家車，交過燃油費，又要交環境稅，有重復征稅之嫌。不僅如此，從一些國家開征環境稅的實踐來看，對一些污染嚴重的企業通過經濟手段“制裁”，對防治環境污染的作用并不大，有的國家的污染問題反而變得越來越嚴重，甚至出現惡性發作。
　　
　　可以打稅收“組合拳”：對于從事大氣污染防治和環境保護的增值額與營業額，免征或退還增值稅和營業稅;對于從事大氣污染防治和環境保護的生產經營所得，可免征、減征企業所得稅等。而對于高污染、高耗能的企業，實行累積遞進稅差別率，多污染多交稅，以控制污染“大戶”的排放量;還有消費稅，也應區別對待，對造成資源環境壓力明顯的產品，提高其稅負，增加其排污成本。
　　
　　治理霧霾，馬駿給出了九方面的建議：，改革導致工業用地價格過低的體制；第二，糾正間接稅稅負在行業間的扭曲；第三，提到煤炭資源稅的稅率；第四，將排污費的征收標準提高1-2倍，開征碳稅；第五，大幅提高對清潔能源的補貼；第六，在主要城市實行汽車拍牌照賣制度或擁堵費；第七，改革軌道交通的融資體制，鼓勵發放地方債、企業債、城投債等方式支持城市地鐵的建設和維護；第八，建立PM2.5減排區域間補貼機制，解決市場區域當中跨區域的市場失靈的問題；第九，建立綠色金融政策體系，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讓資金退出污染型行業，讓資金進入到綠色行業。
　　
　　當然，價稅手段治理霧霾還需要解決幾個難題。首先，把環境稅作為中央稅還是地方稅存在爭議。其次，環境稅稅率和征稅范圍也屬于爭議話題。再次，環境稅在征管使用上也存在爭議。后，大多數企業都認為我國的整體稅收水平已經很高，因此推行任何一種新的稅種都將遇到較多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