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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爾
為了更有針對性地探索非洲國家在能源轉型過程中存在的挑戰和不確定性，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針對兩個典型國家——津巴布韋和埃及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撰寫了“中國與非洲能源轉型政策”系列研究報告。該系列報告基于半結構訪談、焦點小組和問卷調查等研究方法，探討了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在關鍵礦產和綠氫/綠氨領域與可再生能源項目聯動，進行組合投融資的可行性。本文系該系列報告中的第二篇《從可再生能源到綠氫：中國投資助力埃及能源轉型》的縮簡版本。第一篇為《促進非洲礦產-能源聯動發展：從概念到實踐》。本文以埃及為案例探討可再生能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在綠氫行業中面臨的挑戰以及中國企業如何更深入地參與當地的綠氫市場、助力當地可持續發展。
一、發展中國家綠氫產業熱潮
光伏風電等可再生能源電解水制氫(簡稱“綠氫”)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低碳轉型的重點領域。綠氫在交通、化工業、生活用能等領域可替代天然氣等傳統化石能源。多個發展中國家在建及規劃綠氫項目均顯著增長。據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IRENA)估計，在1.5°C溫控目標情景下，到2050年，全球氫能需求量將達到每年6.13億噸，其中至少三分之二為綠氫，對應的電解槽裝機規模約160吉瓦。
中東和北非地區可再生能源資源豐富，是發展綠氫產業的理想之地。然而，綠氫項目涉及制-儲-輸-用等多個環節，項目復雜且融資規模龐大，對項目開發商和融資方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例如，一個新建的制氫項目除了需要建設電解裝置，還包括可再生能源發電場、電網、港口、海水淡化等基礎設施的建設 。新興市場國家基礎設施較薄弱，如何運用好自身優勢并克服挑戰成為這些國家通過發展綠氫產業實現低碳轉型的關鍵。
二、埃及綠氫產業發展概況
(一) 埃及發展綠氫產業的優勢和挑戰
世界銀行《埃及氣候發展國別報告》顯示，埃及極易受到氣候變化影響，例如氣候變化將加劇水資源短缺、高溫干旱和荒漠化 。近年來，作為減緩氣候變化的重點領域，埃及氫能產業逐漸進入發展快車道。埃及發展綠氫產業有三大優勢。
一是豐富的可再生能源稟賦和戰略性的地理位置。埃及豐富的風電、光伏資源，可輻射非洲、中東和歐洲綠氫市場的地理位置，以及現有的連接鄰國的天然氣運輸管道為埃及帶來獨特的綠氫生產和運輸成本優勢。
二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戰略和政策支持。埃及《綜合可持續能源戰略》、《2030年遠景目標》提出到2030年將可再生能源發電占比由2023年的12% 提升至42%；《埃及國家綠氫戰略》提出埃及致力于成為全球綠氫樞紐，到2040年將綠氫產量提高到占世界總產量的8%。埃及政府為吸引外資提供了一系列減稅、利率優惠、行政流程簡化等激勵政策。于2023年9月新成立的埃及綠氫理事會負責協調其他各相關部門，包括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局(New and Renewable Energy Authority, NREA)、蘇伊士運河經濟區管理總局(General Authority of SCZone, SCZone)、埃及電力傳輸公司(Egyptian Electricity Transmission Company, EETC)和埃及主權基金(Sovereign Fund of Egypt, TSFE)。此外，埃及政府正在建造“綠色能源走廊”，該項目是專門用于可再生能源的電網，將為位于紅海和地中海沿岸的綠氫項目供電，并推動與周邊國家電網的互聯互通。
三是依托與歐洲國家在可再生能源產業的合作基礎，獲得來自歐洲國家政府、NGO和多邊銀行的技術和融資支持。例如，經埃及國家綠氫委員會(National Green Hydrogen Council)批準，瑞士非盈利組織綠氫協會(Green Hydrogen Organization, GH2)在尼羅河大學設立了綠氫研究中心(The GH2 Cairo Centre)，旨在培養當地綠氫領域專業技術人才、提供政策和融資支持、促進非洲國家綠氫合作；歐洲投資銀行(EIB)、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共同為埃及第一個投運的綠氫旗艦項目(由挪威Scatec牽頭開發)提供融資。
同時，埃及綠氫產業也面臨挑戰：一是綠氫成本仍然較高，在承購方、可融資性和規模化方面尚存不確定性。這是綠氫產業普遍面臨的挑戰。據牛津能源研究院估算，埃及天然氣制氫(簡稱“灰氫”)的制造成本為1.247美元/公斤(假設天然氣價格為4.5美元/ MMBtu) 。而今年7月，德國政府基金H2Global與阿聯酋Fertiglobe簽署了一份為期五年、價值3.97 億歐元的合同，從埃及旗艦綠氫項目(Scatec項目)向歐盟供應綠氫，價格為4.5歐元/公斤，可見綠氫價格仍顯著高于灰氫 。二是本地工業化程度較低，這導致主要設備、技術依賴進口和外資，綠氫制成品主要用于直接出口且附加值較低。作為非洲最大的鋼鐵生產國和世界第五大化肥生產國，埃及有潛力將綠氫技術本土化，通過將綠氫作為生產鋼鐵和化肥的原料而提高綠氫出口的附加值，同時可緩解來自歐盟碳關稅(CBAM)對這些產品的出口競爭力的不利影響。三是經濟基本面脆弱，通脹高企、本幣貶值、外儲匱乏，增加了外商投資的匯兌風險和利潤損失風險。埃及的經濟困境存在多重原因。其中烏克蘭與加沙兩地持續的武裝沖突對埃及的經濟與安全局勢帶來了尤為深重的影響。
(二) 埃及綠氫市場規模和參與者
2022-2023年，埃及與當地和國際開發商共簽訂23個綠氫新建項目的諒解備忘錄(MOU)。2024年這一清單又新增7個，為未來10年帶來400億美元投資。埃及新建綠氫項目開發商主要來自歐洲和中東，占開發商總數的71%(見圖1)。亞洲開發商來自中國、韓國和印度，其中中國開發商包括中國能建、中國建筑集團和香港聯合能源集團(United Energy Group)。
埃及新建綠氫項目的開發很多采用聯營體模式，一類是與其他國家合作伙伴以第三方市場合作的方式共同開發項目，如中建集團與韓國SK Ecoplant 集團組成聯營體，結合中建集團深耕埃及市場多年所建立的合作關系和韓國SK Ecoplant集團在綠氫項目開發方面的豐富經驗，通過優勢互補共同開發。又如挪威Scatec與阿聯酋化肥制造商Fertiglobe組成聯營體，發揮Fertiglobe作為中東和北非地區最大的氮肥制造商的需求端優勢，打通綠氫產業需求端不確定性的阻礙，保障項目的可融資性。另一類聯營體是與埃及當地企業展開合作，如法國可再生能源開發商EDF Renewables與埃及Zero Waste合作。
圖1 埃及新建綠氫項目開發商地區分布（基于開發商數量）
數據來源：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三)中企積極參與埃及綠氫市場
埃及制氫裝備的本土工業能力相對較弱，裝備進口需求旺盛，這給中國電解槽企業帶來巨大市場機遇。中企參與埃及綠氫市場具有成本和技術優勢，并通過在當地可再生能源市場的多年深耕而培育出豐富的市場經驗和較高的美譽度。降低電價和電解槽成本是實現綠氫規模化的兩個關鍵環節。埃及豐富的可再生能源資源使其電價具有競爭力，而中國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使電解槽成本大幅下降。
近年來，中國國內綠氫市場呈現出迅猛增長態勢。據中國氫能聯盟等權威機構統計，截至2022年底，全國各地已規劃的綠氫試點項目超過300個，已建成運營項目36個，累計氫產能5.6萬噸/年。中國在電解槽產能、裝機量等方面領先全球。到2023年底，中國電解槽裝機量達到1.2吉瓦，占全球總裝機量的50%，目前參與到埃及新建綠氫項目的中國企業包括中國能建、中建集團和香港聯合能源。
然而，中企和中國金融機構在海外綠氫市場開發和融資方面的競爭力仍有待提升。考慮到綠氫投資所涉及的高風險特性，中國金融機構的融資成本與國際多邊金融機構相比仍相對較高；中國投資者在確保長期承購協議方面也面臨挑戰。
三、提升中企參與埃及綠氫市場的建議
在提供技術和EPC服務之外，提高項目開發和股權投資能力。這對綠氫產業這種產業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緊密相連的項目類型上尤為重要。
深化與埃及本土和國際合作伙伴的關系。任何投資者都難以獨立承擔綠氫項目所有環節(包括可再生能源生產、電力輸送、氣體儲運和終端銷售)的實施。正如Scatec的試點項目，吸納綠氫的承購方作為項目的股權投資方是保障項目可融資性的有效途徑。盡管初期交易成本較高，但與本土及國際伙伴合作有助于降低項目實施的不確定性。
通過與多邊銀行合作進行銀團融資。相比中國金融機構作為單一貸款方，銀團貸款在風險緩解和分擔方面更具優勢，能有效提升投資項目的可融資性。中國金融機構應更積極地與區域及國際多邊開發銀行和商業貸款機構合作，尋求創新和靈活的金融解決方案。此外，還應考慮將綠色債券、碳金融、氣候金融、發展性金融等金融工具作為傳統項目融資模式的補充選擇。
投資埃及本土制造業。中國可發揮在綠氫領域的技術和成本優勢，投資埃及本土的綠氫制造業。盡管這些投資規模相對較小，但它們能夠為當地合作伙伴提供寶貴的技術轉讓和學習機會，也可以成為中國公司鞏固埃及市場地位的有效途徑；此外，中國也可以考慮通過南南氣候基金或雙邊援助計劃來提供技術轉移支持。
原標題：IIGF觀點|陳翰、沈威：從可再生能源到綠氫：中國投資助力埃及能源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