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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三生萬物，源于《道德經》，“三”代表了各種變化和風險，但也代表了無限的可能。我們正處于這一個受新冠疫情、經濟環境、國際政治影響下的不確定性的時代，如何在不確定性中找到確定的戰略方向，是每個企業都面臨的問題。
 

　　2、去年對再生水數據的準確性來源和準確性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今年“再談再生水”，力圖從一個更為多元的角度尋找再生水未來的機會。
 

　　3、環保這類公共服務和準公共服務領域，行業的發展不是單一技術因素驅動的，而是在公共管理壓力下，技術和商業模式的相互交融所產生的創新驅動和突破，同時后兩者會對居于上位的公管形態產生反作用。企業要將這三個因素反復推演，來尋找戰略方向。而市場永遠是其中決定性力量。
 

　　4、“水十條”、“污水處理提質增效”，“污水資源化”三大政策文件影響“十四五”水務行業的發展。用公管、技術、商業三大維度來分析各政策的效果，由于斷面考核這個強有力的手段，“水十條”在公管方面的壓力最大；而提質增效主要在管網的提升，對于技術的要求最高，但商業模式欠缺，“污水資源化”最有可能形成to B的成熟的商業模式，但其行政管理壓強的效力仍需進一步觀察。
 

　　5、資金的有限性和治理的緊迫性引發治理時序的問題，最終反饋到具體的技術選擇。典型的在斷面達標和CSO溢流控制上，由于全面的雨污分流和海綿城市的建設在資金和時間上與當前治理要求的不匹配，應急的分布式污水處理裝置成為一些地方的選擇，并逐漸由應急變為日常處理的一部分。
 

　　6、再生水在南方是以區域污水資源化模式為主，收費機制暫難以建立，而北方缺水地區更有利于形成易于收費的“管對管”再生水利用模式。生態環境部推廣的再生水調蓄庫塘介于二者之間，但商業模式的形成仍需觀察。
 

　　7、黃河大保護下，水資源是限制地方發展的重要因素。對于地下水的壓減也促使黃河流域缺水的省份再生水的利用，但驅動因素十分復雜，受到其他水資源的影響。以山東為例，在地下水壓減使用這一行政壓力下，跨流域調水、海水淡化、再生水三種水源存在互相博弈的關系。跨流域調水、海水淡化對再生水有擠出效應，但同時高成本的調水會有利于海水淡化和再生水的商業模式的自洽。
 

　　8、在青島的實踐中，跨流域調水成為地下水、本地水地表水的重要補充；海水淡化在青島占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也形成了商業閉環。但成本高也是這兩類水源所不可回避的問題。再生水的價格優勢有利于其商業模式的形成，但進一步推廣應用也需要未來政策支撐。
 

　　三生萬物，不確定性中尋求確定性
 

　　今年對E20來說是特別重要二十年，也是水業戰略論壇舉辦的第二十年，再次感謝克服萬難參加論壇討論水務行業發展的各位老朋友。這次PPT的主題，我起了一個很“道家”味道的名字“三生萬物”。“三”大家都覺得是好事，因為三是最穩定的結構。然而就像科幻小說三體里描述的一樣，其實三也會是最不穩定的結構。它代表了無限的可能，也帶來了各種變化和不確定性，這也許是三生萬物的另一種解釋。今年是疫情的第三年，年初我和傅老師都沒想到今年的論壇開得這么不容易。我們想來，明、后年對疫情躺平的政策也許一時半會真不會來到。所以，我們要思考的是，在這個越來越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怎么尋找我們戰略上的確定性，以上就是我選擇“三”的原因。
 

　　當前，無論國有企業家、還是民營企業家，都要面臨大量的 ，完成任務、資產安全、保證增長等等，各種各樣的三角可以畫出很多，我們就處于這樣的時代，正如《三體》中所描述的三顆恒星構成的極不穩定的系統，因此“三”也代表了各種變化。就像羅永浩所說：“我們未來不變的就是每天都在變化”。開篇想談的第二件事就是“再生水”，上午也請胡洪營老師專門分析了再生水。實際上企業所面對的再生水業務開展起來十分困難，因為要面臨的大量收費環節以及工業客戶增長的不確定性，包括它的取費空間。但是現在每個企業都把再生水作為自己下一步轉型的方向，因此我們知道市政污水這種依賴政府付費的簡單模式已經無法支撐企業未來持續增長。
 

　　在疫情第三年我們看到這樣恐怖的地方財政數字，今年上半年，全國一般性公共預算收入同比增長為負10%，土地收入同比增長負30%。在近期中央的會議中對于疫情防控的信號來看，未來對疫情的防控仍未放松。因此，地方財政持續緊張也是必然。
 

　　再來看看2022年上半年，水務上市企業應收賬款的暴漲，企業的應收賬款同比上漲了30%。所以大家要說要突圍，要看再生水。我也看到目前一些文學性的戰略文章，一般將我們所處局面的解圍方法簡單概括為：技術領先。但我一直以來的觀點，在這個市場上做研究特別困難，就是因為它不是僅靠技術一個因素能支撐我們水務行業發展。
 

　　三個維度，相互作用驅動行業發展
 

　　在我們這個行業做戰略研究，想要在不確定性中找到確定性，一定要從這三個維度同時思考：即公共管理、技術創新、商業模式三個因素。技術在中間只是一個驅動力而不是唯一驅動力。在當前的形勢下，如果不從公共管理和商業模式去思考，就無法理解行業的一些現象：如在中國DTRO膜的盛行而不是在其原產地德國，是因為我國對填埋場滲濾液的特殊的管理模式，這也成就了嘉戎的上市；比如我們關注景津及其他一些新的做污泥干化企業的上市，這種熱度在國際市場上也是沒有的，而在中國污泥的管理模式下，污泥干化路線十多年來不斷的在迭代更新；再比如我們的原位提標技術，以及后面會提到的分布式污水處理技術，這些技術在中國的應用場景跟國外完全不一樣，這些商機的出現，其實是這三個要素同時作用有關，而不僅僅是技術這個唯一要素。環保市場一定是在一個高壓的公共管理壓力下，來自技術和商業模式相互交融中產生的創新，在這樣的突破中，底部兩要素的合并力還會向上反彈。比如我們很多環境標準的出臺，是因為技術運用已經發展到一個相對成熟的地步。又比如中央文件(2021年的污水資源化文件)對于地方創新實踐的一些技術路線的再確認，如分布式污水處理，就是來自看到市場的實踐對于解決問題的實際效果的提升，也不是一個單點技術因果的演算。所以我們分析戰略時，想要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外部環境下，想去尋找確定性，一定要見這三個因素反復推演，而市場的力量永遠是決定性的力量。
 

　　說回到市場，從2015年至今，也有三大政策驅動了整個水務行業的三次變革，當然第三次還沒有完成。第一個，也是王凱軍老師發言中提到的“水十條”。這是最明顯的一個影響水務行業巨變的一個政策文件。其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排名考核對地方政府的驅動。“水十條”提出的斷面考核及河道治理的要求，到現在依然是各驅動要素中影響最大的一個。第二個是2019年到2021年的提質增效，現在依然在推進這個文件，包括進水濃度的問題，廠網協同的問題。第三個，就是再生水作為一個重大的突破方向，在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緊張情況下，企業是否能從to G轉向to B，實現兩輪驅動。從2021年十部委發布“污水資源化”文件以來，包括后續發布的文件，我們都非常重視污水資源化的情況。
 

　　三大政策，影響水務行業“十四五”發展方向
 

　　再回來從公關、技術、商業這三個角度來看，這三個文件落到市場的反應所偏重及產生的效果并不相同。目前來看，在公共管理壓力下，依然是“水十條”，尤其黑臭水體督察對地方政府產生的驅動力最強。在商業模式上，當時有一個相對匹配的PPP，產生大概3萬億資金的投入，但是技術創新依然沒有完成。而“提質增效”文件，對地方政府驅動需要聯合環保督察對進水濃度的要求，但壓力小于“水十條”對黑臭水體斷面督查，這個領域由于技術性價比差距太大，所以技術創新需求最大。第三個文件“污水資源化”指導意見，在公管壓力下，目前考核標準還沒有納入督察的范疇，我們應重點關注取用地下水的管控力度。此外在商業模式上這個方向上有相對更健康to B模式，就如北控在太原做的嘗試，如果打通它的話，應該能形成最完善的商業模式，因為它并不依賴于政府付費。因此，從這三個維度來看這三個文件，會顯示出不同的特征。
 

　　再回來看“十四五”，“十四五”來自于第一個壓力，也就是環保斷面督察考核壓力依然不會減弱。王凱軍老師上午也介紹了，汛期考核也被環保部2022年2月拿出來，它一定會倒逼政府采購相應的技術創新。這張圖是“十四五”各省斷面考核的數量，畫綠圈部分是新增斷面翻倍的省份，當然這些省份環保治理需求肯定會增加。
 

　　這張圖來自于對“提質增效”文件的分析。我非常認可邢總所說的，我們的環保技術有一個很典型的后驗證模式。實際上可以看到從2015年“水十條”發布以來，各地政府急促的上馬大批項目后，導致有大量的試錯的情況。這種試錯的情況一部分轉化無效的投資，也有一部分轉化為創新。無效的部分如二維圖中第三象限(左下角)，化學藥劑的投加、以及大截排，2014-2016年很多技術方案都是這么做的，包括用大型的調水工程去沖水，實際上經過這幾年來看，逐漸都被淘汰。但試錯中最終結果不一定都是錯的，也有一部分創新技術方向逐步生存下來。而這方面的考慮來自兩點，一是資金投入，另一個是時間。如果嚴格按照教科書講的最極致分流、海綿城市建設，管網全部完善，投資30萬億，面對理論上如此巨額的投資，又與我們治理的時間有關。如果將30萬億的投資放到200年去完成可能也不是問題，但是我們算一算，3萬億的投資花了大概5、6年，這幾年每年5000億的投資，已經給地方政府產生極大的資金壓力。而未來，地方政府每年能拿出的純公益的投資可能不會超過2000億。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滿足30萬億的投入肯定杯水車薪的。所以，時間有限性必然帶來資金壓力，在資金壓力情況下，地方政府必然考慮是時序問題，先解決什么后解決什么，或者同步解決哪一部分為偏重，這樣的情況也是技術選擇中的一個考慮因素。當然，在目前以to G為主中國環保市場中，成本依然是決定技術選擇路線成熟性的重要標志。如果將所有因素都考慮進來，那么治理時序一定會影響和最終確定一定的技術選擇，并形成一部分技術路線。
 

　　所以我們畫了一個二維圖(如下圖)。Y軸的上半部分可以理解為技術路線更加符合系統性的要求，而下半部分可以理解為不夠符合系統性的要求，只是一個短期的行為，而且很難持續。左側是在資金限制的情況下，技術選擇所偏重的某些方向，實際來看，在中國的大部分城市，技術選擇上都會在左側上進行考慮；右側是相對而言不計(或者說預先考慮不充分)資金代價的技術方案。所以我們在這四象限中可以看到，在市場上曾經出現或以后將會持續存在的各類的技術路線。如第三象限(左下)中，是2014-2016年中出現的短期的技術選擇，明顯的這些技術或技術方向是要被淘汰的。而第四象限(右下)，是一些地方政府也嘗試過的方向，實踐證明效果是很差的，一些地方在主城區進行“暴力的”雨污分流，最后無法持續，資金上、最后的效果上包括見效的時序上。另外，有限提標合理，無限的提標當然也是不合理的。第一象限(右上)是一個理論上存在的，我們在部分城市也在推進的，比如珠海正在嘗試的全面的雨污分流，以及各種其他方面的投入。當然，這樣的投入是很大的。所以，就我們觀察的，第二象限(左上)的情況是各地實踐中逐漸被頂層確認。我們在最近的幾個文件包括中環保水務彭總也提到三峽和中節能在長江大保護的技術路線中，也建議采用更多的采用合理的分散式的污水處理。這些分布式的污水處理，有些叫做CSO溢流控制的工程和裝備，實際上也是在地方試錯或者創新過程中證明了它是可以接受的一種技術形態。
 

　　所以，在中國的技術選擇和確認是經過多重因素綜合考量后，經過多次摸索中得到的結果，既要考慮時序的問題、經費的問題也有考慮系統化的要求。未來城市排水形態可能逐漸會從集中向分散趨近的過程(下圖，從左向右)，達到最右側要花很多的時間，關鍵是來自管網的成本。當前已經開始逐步普及的分布式污水處理正在重塑區域水資源化的狀態，之前也叫它分散，實際上改稱為分布式我認為是因為它們已經擺脫了應急的范疇。越來越多的城市應用分布式污水處理裝置(幾千到幾萬噸)，甚至地下污水處理站，包括CSO溢流控制的作用，它們實際上已經不再是原來的應急工程，而是在城市水處理系統中間長期存在。
 

　　所以在這種集中分散并存的狀態下，未來我們河道治理必然走向區域水資源配置作用，而這樣作用情況下就會出現“小水”到“大水”的協調，而這種協調中污水再生處理后逐漸向原水水源靠近。
 

　　三種模式：再生水應用在南北方的差異和探索
 

　　這就是當前影響行業發展的第三個政策“污水資源化”指導意見，在這個文件下，又有各部門的配套的文件陸續出臺。實際上，有很多點在逐步發揮作用，比如水利部放開再生水政府定價，如果具備使用條件(如靠近污水處理廠)，但是不使用再生水的，將不批新增取水許可。這樣的行政手段正在逐漸加強中。生態環境部也提出了在北方缺水地區建設再生水調蓄庫塘，當然也包括工業的節水。
 

　　在現在的污水資源化的路線中，實際上南方和北方面對兩種不同路線。我們還是從三個角度：技術路線、公管壓力、商業模式來對此進行分析。左上是文件中定義的南方路線，叫區域污水資源化。南方地區有他的優勢，更多分散式的建設將會首先直接滿足環保部門對斷面考核和水質改善要求，但缺點是沒有價費機制。在區域污水資源化系統下，收費是非常困難的。下側指的是北方極度缺水地區，容易出現的商業模式即：管對管再生水利用，它具有較好的計價收費模式。剛所提到的，環保部去年年底在征集，尤其是跟黃河大保護相結合的區域再生水調配，其中涉及到了再生水庫塘的定義。我們還在觀察：再生水庫塘有它的優勢，但是其價費機制和取水許可還會面臨各種問題。這樣一個新的業態或是再生水配置的措施，能否較快落地，取決于市場的實踐。
 

　　黃河大保護，水資源緊缺成為重要的制約因素
 

　　我們在回來分析黃河、長江這兩個領域的情況，前幾年我們談了很多都是在說長江大保護，去年開始我們更多談黃河，尤其是再生水。黃河在再生水利用上有更為明確的外部壓力，但黃河也有自身的難處，首先是人均GDP排名，黃河流域大多數省份都在下降，北弱南強越來越嚴重；另外，北方地區人口也在減少，除了北京能聚集人口以外，還被限制，越來越多的人口流向南方。這是兩大不利因素。
 

　　另外，黃河流域水資源嚴重匱乏的問題，這張圖可以直觀看到，黃河流域用全國2%水資源供給了12%人口，以及17%的耕地面積，由這樣大的宏觀數據可以想見其水資源的緊缺程度。
 

　　當一個地方實在沒有辦法，為了活下去就一定會抽取地下水，這是幾十年來的普遍現象。所以在黃河流域地下水使用率達到27%，其中大部分是不能回補的。
 

　　我們看到地下水使用上除了盡量滿足農業灌溉以外，優先滿足生活用水的需求。
 

　　下圖是黃河各省供水構成分析。可以看到，四川雖然也屬于黃河流域省份，但更多還是屬于長江流域，因此主要還是地表水供水為主。其他省份，尤其標注的橘色部分，基本地下水使用量占比都達到35%或者40%以上，這么高的地下水使用比例必然是不可持續的。
 

　　因此，水利部發布了《黃河流域水資源超載地區暫停新增取水許可的通知》，這就是公管力行政權力的力量，因此，在這次污水資源化利用的文件的推進中，我們感覺到對地方能帶來最大的壓力的應該是水利部門，他的手段就是取水許可以及地下水關閉。
 

　　而再生水未來的空間，不能簡單的一概而論。在去年論壇中我們詳細的分析過，不能簡單的從一個再生水回用率指標是否達標來看判斷是否還有再生水利用的空間。下圖顯示的黃河流域各省再生水利用率現狀值及規劃要求。可以看到，有些省份要求再生水利用率已經高于國家要求，比如內蒙古，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內蒙古現狀再生水利用率已經高于其規劃的要求。但實際根據易標通系統監測到的數據，內蒙還在出現大量的市政污水廠提標滿足工業園區用水的項目，這就是實際的市場需求。因此，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做環保類行業研究的難點，不能不看數據，但也不能只看數據，尤其是再生水利用分析，只看再生水利用率不能分析出哪個省有巨大的需求。
 

　　另外，再回到再生水利用的驅動因素，地下水是一種不可恢復或者恢復極其緩慢的水資源，必然受到很強的減用的壓力。以山東為例，2016年以來，山東政府開始全面治理地下水超采的問題，管控在地下水使用。實際上地下水減少的情況只能說有所遏制，還遠遠沒有緩解的狀態，這是山東實際情況。
 

　　三種水源：相互作用，影響再生水利用
 

　　再詳細分析山東供水情況，2016年是一個明顯的時間節點，2016年以后地下水使用率逐年下降，每年能壓低一部分。需要注意的是，壓低部分強制關停部分，一般都要被其他水源所替換，中間一定蘊藏著再生水的使用機會。從這樣的指標下可以看到，在水利部壓減地下水使用的要求，至少在山東，應該還包括河南、山西等力度逐漸加強，里邊必然存在機會。
 

　　再詳細的分析水資源來源的情況，水從哪里來？從下圖右側部分可以看出。地表水的來源中，體現南水北調明顯貢獻是2017年，但達到了一個目標值以后并不能持續增長，南水北調水對于山東地表水的補充基本每年在5——7億立方米范圍內浮動。這就是跨流域水的來源。由于降水或調水能力的變動，實際上地表水的使用量每年都會有一些波動。只有地下水使用量的下降是相對穩定的。另外，海水直接利用量沒有納入用水總量的統計。
 

　　從山東省各市的供水來源占比來看，濱州、東營、德州跨流域調水占比最大。還有一些城市，比如泰安、日照、臨沂就沒有跨流域調水，只能用當地的地表水和地下水。這就是山東目前的現狀。
 

　　具體分析，從山東的流域圖來看，虛線陰影部分是符合黃河流域調水可行的范圍，而之前所提到的濱州、東營和德州恰恰在黃河流域入海口附近。調水情況下，在入海口附近，使用黃河水，一般來說水利口比較慷慨。幾乎拿不到黃河水資源的是泰安、日照、臨沂等城市，這是水利配水管理中的規律使然。
 

　　而在調水資源豐富的城市，是否就沒有再生水的機會了呢？再看濱州、東營和德州，在之前提到的黃河流域水資源超載的文件中，這三個城市已經被通報為黃河干流超載，干流超載是指對地表水，或者是調水取用過度帶來的生態威脅，三個城市將面臨對黃河取水的限制，自然也是一個機會。
 

　　今年我們在分析再生水商業模式或者需求的時候，面臨也是三種水源互相之間的博弈，這個水源包括跨流域長距離的調水、包括海水淡化、包括再生水本身。這個博弈中，海水淡化和長距離調水對于再生水的商機一定是一個擠出效應么？也不完全是。這中間還有一個價格確認的過程，被優先考慮的長距離調水工程的水價越貴，帶來海水淡化自身商業模式的可行，以及再生水商機的蓬勃出現。這兩者的價格，其實帶來的是再生水使用的商業環境的形成，高價調水，導致拿再生水跟工業企業去談妥價格就方便很多，當然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
 

　　還有一些小的細節，我們最近研究南水北調公司，按照政治定位，他們就是國家水網公司。可以說以后南有三峽，北有南北，而這兩家公司，當然也都面臨著各自發展中的困境需要克服。對三峽而言，有很多來自發電的利潤，現金很多，但它在其他地方沒有可以控制的資源，怎么找到可持續發展的路徑？對南水北調公司正好相反，它缺乏現金流，但是控制了相當一部分我們北方的水資源，國家水網是交給南水北調公司來建設的，北方缺水地區的遠距離調水是國家賦予它最核心的權力和資源，但在它的發展中也面臨著自己的難題，中線部分是比較簡單，可以說架在空中的管道，配水和水量的認定比較簡易。而東線上由于借用自然水體，在水質保障和收取水資源費上存在著困難。這就是對市場實際情況的認知。
 

　　在缺水情況下，在日照、青島等沿海城市，必然有更好的商業模式或者利益驅動，去選用海水淡化，我們也分析海水淡化這幾年的情況。浙江排第一，浙江不缺水，為什么排第一？詳細分析這個數據背后，浙江海水淡化大部分是用在海島上，天然條件里沒有淡水資源，也難以調水，海島用海水淡化是非常自洽的商業模式。
 

　　青島海水淡化在山東是最靠前的，在國內也是最領先。因此，我們再以青島為例子詳細剖析一下，我們看它發生什么。首先第一點可以看到，青島的供水來源中，占比9.9%的其他供水水源(即非常規水源)中，海水淡化供水逐年穩定增長。這也就是依賴于青島水務對于海水淡化的很好的利用，但是左側污水回用量在波動中。
 

　　我們可以看到青島的特點，第一優先使用客水，保護自己本地水源的生態流量。所以青島的原水中，本地水用了20%，調水用了80%，在這二者中，調水的價格是昂貴的，客水的原水價格達到了2.99元/噸，而本地水只有0.9元/噸。所以相比于自來水的價格，出現了成本倒掛的現象。在這種價格抬升下，海水淡化具有一定的商業性。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海水淡化售水的過程中，由于青島水務較好的將海水淡化水與市政供水緊密結合，大約是1:10的混合量，所以，解決了銷售閉環的問題，雖然離不開政府的補貼，但海水淡化在青島得到較好的推廣。
 

　　對比看一下深圳，這是深圳用水情況，深圳這樣的南方城市用境外的飲水占了相當比重。地下水使用幾乎沒有，南方很少看到地下水使用，更多調水工程來實現水源補給。另外，污水回用量略有提高。
 

　　雖然同為沿海城市，具體分析青島和深圳這一南一北兩個城市的情況。境外調水深圳占88%，因為它有很充分的地理優勢和水資源優勢；青島的跨流域調水也高達40%，主要是引黃濟青和南水北調，而地下水占比21%依然是一個較高的比例，因此地下水壓減未來仍是一個主要趨勢。在非常規水源替代青島達到10%，深圳達到6%。再生水利用青島達到50%，而深圳已經高達72%。而這72%很多都是應用與生態補水、景觀水方面。
 

　　而對于企業而言，再生水利用真正有用的不在景觀水，而是要看對工業客戶的開發。而深圳的所謂72%、青島的50%的再生水利用率內涵的不同。從數據上可以看到，青島有240km的再生水管網，其中必然包含了向工業園區或工業企業的供水的模式，即有收費的商業模式。而統計數據顯示，深圳沒有再生水管網，因此可以推斷72%的再生水利用率大部分是用在了生態景觀用水，這就是兩個城市之間的區別。
 

　　三種類型：三分山東看再生水
 

　　在回到山東來看，山東情況可以分為三類來觀察其城市再生水利用的情況。第一類是黃河流域下游的濱州、東營，他們將結合黃河水使用的控制，產生一部分再生水需求；第二類是橘黃色部分的青島、日照、煙臺等沿海城市，海水淡化的替代和再生水的使用有互相對立的關系，但兩種水源的開發利用，還取決于他們在城市中的銷售方式。第三類是藍色部分，包括聊城、濟寧、菏澤等城市，這些城市得不到更多黃河水的補給，南水北調對他們的支撐也比較弱，在這種情況下，再生水的利用會有較強的需求。
 

　　另外，再從人均GDP和外調水對地下水的抵消(地下水%-外調水%)的角度來分析山東各城市的情況。在國家對地下水控制越來越嚴格的情況下，右側城市受到剛性減壓地下水的壓力會更大。另外，結合之前分析的區位情況，其他水源的利用情況來看，棗莊、濰坊、泰安等城市再生水開發利用需求較高。總的來說，我們想以山東的為例，找到再生水利用的結論，但實際上，結論的背后有很多復雜的因素，不能簡單的一概而論。
 

　　以上就是我的報告，感謝各位聆聽！
 

　　原標題：22年水業戰略論壇薛濤：三生萬物，再談“再生水”